某日饭后散步，忽然想去买一份报纸，最好能见到自己喜欢的《周末画报》，走了几公里，却不见一家报刊摊。倒是路过一街头阅报栏，就驻足“浏览”，用时约十秒。顺便也等候，等其他阅报人。树荫下，我戴着蓝牙耳机，听手机里的“课”，所以，闲得住。近十分钟，终于有一个老者，弓背眯眼浏览了一下，用时约十秒，走了。我又站了几分钟，却再未见人“驻足”。
虽然发达国家的报纸至今依然还是纸的，前年去香港，酒店房间里也每天必会有一叠厚厚的报纸挂在门口，而“机关单位”里也总有几种本地报纸占据办公桌或报架，但不可遏制地，报纸终归气息奄奄，新闻被网络抢了鲜，时评也无醒世名言喻世明言，副刊上的文章除了有几只熟人的名字外，也没了年轻时对文学意蕴文艺腔调寻章摘句的有滋有味，要说报纸已经“淡出了生活”也成立，至少，淡出了我的生活。
不过，报纸依旧是个好东西。
在往日，报纸的功能除了报道时事传播知识登载诗文发布广告之外，还可以有生活“日常”的功能，比如练毛笔字，比如糊墙，比如包油条大饼包猪头肉之类食物，比如累了想就地坐下，有张报纸就可以垫一垫屁股，比如恰遇细雨婆娑，展开张报纸顶在头上，短程里当成雨披，用完即丢，还比如包书皮，比如铺柜子底抽屉底。
小时候，过年过节除了掸尘大扫除，还要用新报纸糊墙。那些旧板壁树筋暴起、板缝增大，陈腐气息会浓郁起来，冷风也就会从缝间刺入，所以，糊上报纸，就又有翻新感又有保暖效果，这几乎是每年春节前会干的乐事。而报纸上的图文虽然烂熟了，也比白墙一堵要好。有一次，兄弟仨从墙上的报纸里看到一行字：“从沙皇阿列克萨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”，就觉得有趣，大家比赛着谁更快将之读完，天天发了神经一样比赛，几十年过去了，至今饶起舌来依然着魔似地顺溜。
前几年去奉化一家书店，其阅读室的墙壁上，竟然也粘着几十年前的旧报纸，不过，这可不是我们小时候的过年日常，而是上档次有文化的创意“墙纸”了。
同样是小时候，很多小店和电影场外的摊贩，常用报纸和旧课本包瓜子之类零食散口，至今想来，甚觉不卫生。后来学写小说，会突然植入幻想，譬如那些充满了高亢论调的报纸和充满了洗脑功能的课文，若是字迹游动起来，变成了虫子，被吃进肚子，一定会找寻它们的去处，最终会去哪里？脑子。它们会顺着肠胃迅速地爬进脑子里，蚕食着我们正常的价值观和知识获得。在脑子里与常识和正向的价值观打架，直到占领脑子的高地，唯有新的知识和残存的正常理念在坚守。
于是自己秒变卡夫卡，或者契诃夫。
真正意识到报纸“淡出”我的生活，是在我开练“书法”后。
从前喜欢剪报，就收藏了一些自认为有价值的各种报名的报纸。后来资讯过气，很多文章也随着时间流变失去了应有的鲜活和凝重，除了特别心仪的会将之剪下和拍照留档，其他就成了印了字的纸。于是，颜柳欧褚苏黄米蔡，就在其上发飙了。
当家中几乎所有报纸都被我泼墨后，只得翻箱倒柜，发现两叠报纸，边沿已经染黄，一叠是千禧年一月一日的本地晚报，一叠是二十一世纪元年首日的本地日报，为何收藏？原来，头版头条和副刊头条上发表有我的两首诗歌。还有一堆，是中国作协寄来的《文艺报》，暂时不好意思涂抹，就放过一马，笔下收心、墨不留情吧。
也许，当一个物件经过半个世纪或一个世纪的时间沉淀，旧物变成了老物，老物变成了文物，那些“不待见”的东西就会突然昂首挺胸地叫嚷起它们的价值来，甚至当年的垃圾都会傲娇起来，比如八十年前的一只香烟盒火柴盒之类，更不用说民国时期的报纸，三十年代的杂志，有人甚至在晒文革时期的结婚证啦，日用品成了文物后再去“日用”那简直暴殄天物。它们因为老了，反倒回归出其有意味的文化本色了。
这又是一种有趣的象征。但这象征意味未必可以延伸至“人老了”这一现象，因为，很多人老了，不仅仅成了垃圾，更是有了毒，愚昧反智冥顽不化，老而不死是为贼了。
我想，我要是老了，或者也是垃圾，但不可以变成老毒物，至少，变成一张旧报纸，包不得油条大饼和瓜子，也能给喜欢练字的往上泼洒曹素功、胡开文或者一得阁，那也算为老之一得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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